我的父亲出生在离鹿儿岛市15~20公里的乡下，那里许多农民亲戚常常肩挑车拉，把番薯、竽头等蔬菜拿到附近来卖。

待傍晚回家时，因为卖剩下的东西再带回乡下太重，他们一定会顺道来到熟悉的人家。他们也常来我家，说声“打扰了”。母亲会道一声“辛苦”，奉上一杯茶。

农人们说：“菜没卖完，带回去也没用，便宜点处理给你。”我的母亲心肠好，看乡下人可怜，同情他们，又因为是丈夫乡下来的远亲，更因为东西实在便宜，就会把剩余的蔬菜全部买下。那时我还是小学生，想法很单纯，觉得母亲做了善事。

但到了吃晚饭时，瞥见厨房里堆着菜，寡言但认真的父亲就发火了：“怎么又买了无用的东西！”母亲也不示弱：“是你远房亲戚某某的太太，人家特意来的，而且价钱远比城里蔬菜店便宜得多，你发什么火啊！”

我默不作声地吃饭，心想：“这事母亲讲得对啊！”

某个夏日，我从学校回家，看见母亲在院子里挖土，是把很久前埋下的番薯挖出来，番薯已经烂了。她还叫人帮忙，用大铁铲挖掘。她喊道：“哎呀，已经烂得这么厉害！”然后用菜刀把坏的部分削掉，本来很大的番薯眼看着就变小了。

不过母亲仍然很高兴，她把变小的番薯煮了一大锅，放进竹笼里，对我说：“去把小朋友都叫来吧！”我是孩子王，把附近的小朋友都叫来，请大家一起吃那多得吃不完的番薯。小朋友们吃饱了兴高采烈回去了，母亲觉得又做了好事，也很开心。

这时我才醒悟：“哈哈！我明白父亲为什么发火了。这样的太太，或许会把家弄穷的。”

从儿时的这些经验中我学到了一个道理：

一次大量买进看起来便宜划算，其实不然。人是很有意思的，听别人说“买五升可以便宜”，就忍不住就买了五升。东西一多，用起来就会大手大脚，不再节约，不再爱惜。但如果手头所有刚刚够用，用起来就会小心翼翼。因此，现在如果只要一升，就只买一升。

就这样，我懂得了“即用即买”的重要性。

记得京瓷创业后，我常常向财务部长灌输我的“买一升论”。

但财务部长驳斥说：“全世界的经营学或会计学的书都只会教人买便宜东西，你的理论违背常识。”我也毫不退让：“那样的常识有什么用？不管怎样，请你只采购需要的量。”

心怀抵触的财务部长只得勉强按我的指示去做，但在做的过程中他领悟了：“果然如此！”即用即买，只买当时需用的量，看上去买贵了，但员工珍惜使用。因为没有剩余，就不需要仓库。不要仓库，也就不需要库存管理，不需要库存利息。将这些成本加起来算，这种做法要经济得多。

像陶瓷那样不会变质的东西还算好，如果是易腐朽的东西，不加注意，就会因变质而报废。我讲了我母亲的故事，类似的事情在许多家庭、许多公司都会发生。

这在京瓷称作“即用即买原则”或“买一升原则”。现在仍作为铁则传承着。